需求肯定是一路上升的。

也因此，通胀成了全社会不得不关心的话题，消费物价（CPI）成了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对于正在中国大地肆虐的通胀，有一种观点值得高度警惕，即只要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内，明显低于经济增速，明显低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，那么这种可控的、温和的物价上涨就是社会可承受的。

首先，作为中间商，虽然它们面临高成本的压力，但大体上可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终端厂商，终端厂商可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沿着这样的逻辑延伸下去，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，即可以利用温和的通胀促进经济发展。但是，对于西方成熟经济体而言，这个水平高于它们大部分年份的GDP增幅。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转型与技术升级。很明显，通胀会损害中低收入者的福利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。

原因无他，就在于通胀令经济停滞，令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令贫富分化加剧，令社会矛盾空前激化。2008年以来，为了抗击金融风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，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。税收杠杆，如个人所得税制度，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、抽肥补瘦的税制。

重视经济建设，轻视公共服务，以致我国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。体制上的弊端、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尽完善等等，都是重要原因。邓小平在1992年就对突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做出过前瞻性的论断。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，争论的一方强调的是效率，较少注意公平。

重视社会公平会不会导致平均主义重来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，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，是大家关心的问题。这种社会缺陷如果发展下去，只能扩大社会鸿沟，而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。

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，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。于是经过10多年，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，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。当然，这些情况都在改进，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，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。又如遗产税，许多国家都把它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。

但我们不能忽视，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可能导致两极分化，不应忽视实际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引发潜在的社会危机。为什么现在应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，我国经济总量、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，居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，正向全面实现小康过渡，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，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。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，如果不讲社会主义，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，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，权贵市场经济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，只要分配程序、规则公正，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。

他们认为，只要能够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，什么改革手段都可以用，诸如在我国现有情况下，MBO即管理人收购的办法也可以用。讲了好多年要改正这个弊病。

进入 刘国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社会公平 。但目前我国缺乏个人财产继承、赠与和转让的法规，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（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实行）制度等，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前提和准备条件尚不完备。

为什么现在应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，我国经济总量、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，居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，正向全面实现小康过渡，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，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。因为在这一时期，中央一再强调，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，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。而在谈及社会主义时，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，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少了一些。常识告诉我们，收入分配越平均，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，效率自然会低。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，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，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，改变为效率优先，兼顾公平，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，公平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。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于是对MBO的政策调整了说法，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，到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，到最后断然宣布：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，中小企业只能在极严格的条件下公开公正地试行。税收杠杆，如个人所得税制度，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、抽肥补瘦的税制。

国资委经过众机构的调查研究，确认了MBO在我国现行情况下问题很多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

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，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，推行了社会保障、福利的措施。收入差距扩大迅速，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。

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，基尼系数将比现在公布的增大20％以上。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，现在有些被割裂了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，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，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，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。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，但也讲效率。

但是，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转变滞后。尽管还不能说目前收入差距已到达两极分化（这是改革失败的标志），也不能说到达承受极限，但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，如不采取措施，有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。

因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，包括教育、保健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，可以提高人的素质，改善人们进入多种就业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。重视社会公平会不会导致平均主义重来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，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，是大家关心的问题。

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，如果不讲社会主义，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，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，权贵市场经济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。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，逐渐讲求效率，拉开收入差距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从农村到城市，经济活跃起来，非常见效。

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，也不得不讲公平。第一步可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，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。其中，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。现在应当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。

我国改革之初，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，生活改善，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，普遍积极支持改革。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，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。

当然，这些情况都在改进，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，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。但是，多年来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，税法不严又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。
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已公布的基尼系数，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、非规范、非法的非正常收入。但由于广大干部经验不足，一部分干部误解将公平放在兼顾从属地位，还有一些地方与部门官员受自身利益的驱动，使许多能解决的社会分配问题，迟迟得不到解决，如垄断行业的个人收入与非垄断行业相差几倍，同样素质、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，等等。